1628年九月、1629年十月和1632年五月，后金发动三次针对察哈尔的西征。最终在1632年五月的这一次，抵达土默特部归化城(呼和浩特)。

后金来到归化城，还获得一个意外的收获：得到了利用土默特部的名义，与大明展开马市贸易的机会。

当年六月中旬和下旬，皇太极自归化城南下，分别向大同得胜堡和宣化张家口明朝守军致书，要求索取原先明朝给予察哈尔部的岁赏银，并按照过去与土默特的例子，开放边市贸易。

同时，他在边墙外陈兵宣威，做出一副整兵备战、即将攻城，“要么和谈，要么开打”的样子，对这两地明军进行威慑。

1632年是崇祯五年，大同和张家口的明朝守将，肯定早就知道明清两军在辽东和辽西一带常年的战事，但他们没有料到清军这么快来到土默特蒙古，出现在遥远的晋北和张北地区。在严重缺乏防御应对措施的情况下，大同和张家口两地明军很快都选择向清军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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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四，得胜堡明军遣使十六人至营贡献，牛两只，羊八只，绸缎四匹，茶叶一百八十四包，烟叶六包，白糖三十九包，冰糖九包……”，而清军“回赠来人各羊一只”；“六月二十八，宣府守将遣使议和”。

于是，在张家口明军守将私下与清军达成议和的局面后，明军守将纵容当地商人与清军进行马市贸易。张家口当地百姓和商人，自然是以山西人为主。明末的“晋商”就是如此和清军发生了联系。

冒用他部名义，与大明展开马市贸易和封贡来往，一贯叫作“挟贡”、“挟赏”，这种现象在当时蒙古、女真各部里都很常见。比如说当察哈尔部与大明关系紧张时，明朝对他关闭马市。察哈尔就长期冒用内喀尔喀巴林、乌齐叶特两部的名义，到广宁挟贡，到开原马市挟赏，明廷对此也并没有过多干预。

在鞑清入关前，清军和清军的八旗买卖人，就是借助土默特的名义，到大同和张家口来和晋商做贸易，利用的是当年隆庆和议后开边塞马市的有利条件。张家口当地一些晋商，就在明朝地方军政官员的许可下，和冒土默特之名的清军做买卖。

至于晋商出长城，到塞外甚至后金境内去活动，包括所谓向后金“提供情报”等描述，则没有正史依据，都是无根据的传闻。

换句话说，贸易是有的，不仅后来有，其实现在就已经有了。但要说这就是卖国，至少从大明的法律层面而言，却还谈不上。

察哈尔现在也被禁止贸易，但察哈尔有好几个渠道可以获得大明的产出，包括与土默特某些非把汉那吉直属部落的“走私”，包括以内喀尔喀两部名义在广宁(李成梁驻地)合法私市，乃至于在东侵叶赫之前从叶赫手里获得——此前也说过，叶赫经常充当二手贩子。

但申时行知道王锡爵这个说法是故意混淆贸易性质：察哈尔从土默特、叶赫乃至于内喀尔喀获得大明产出，都是转手买卖，相当于多了一层“经销商”，价格上肯定不那么划算。

大明之所以此前也没怎么追究，理由也在这里：既然禁肯定禁不住，让察哈尔多花点冤枉钱也不算太亏，睁只眼闭只眼也过得去。

然而这一次曹簠所言的情况却不同，李成梁这次恐怕是直接和察哈尔进行的交易，虽然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可想而知的是，原本那一层“经销商”的利润肯定被李成梁和察哈尔分吃了，双方都可以赚得更多。

而这样一来，大明朝廷方面还能满意吗？显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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