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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8年的《利氏致罗马总会长神父书》则记载：“今年初，我曾把大张《世界地图》呈献给中国皇帝(万历)，皇帝非常高兴，便命工匠照我呈献的地图刻版，不久便印了不少张，很多殿中都挂起了《世界地图》。”

由此可见，不仅民间、士林欢迎西学，而且万历帝本人也对此颇感兴趣，并毫不排斥。

当时，除了神学书籍之外，利玛窦的其他西学，都能吸引明朝文人的兴趣，甚至利玛窦的很多书籍，明朝文人都会主动印刷传播。比如为利玛窦赢得巨大声誉的第一部哲理书《交友论》，就曾被反复印刷。

除了利玛窦的书籍之外，其他传教士的非传教内容的西学书籍也很受欢迎，比如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翻译的《职方外纪》，就引起了明朝文人的极大热情。

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中提到了欧洲的众多主要国家，竟然连乌克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与希腊等都包括了，但到了鸦片战争时期，清朝道光帝和他的臣子们却连英国在哪都不知道！

在这种疯狂的学习之中，明末中国和欧洲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上的发展水平已经没有显着的差异。莱布尼茨1697年在《中国近事》序言中便说了，“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高下，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

当然，即便明朝与欧洲有一些差距，关系也不大。原因很简单，明人并没有自恃天朝而盲目自大，明朝文人有好奇心，更有追赶的雄心——哪怕在原历史上没有高务实带来的改变。举两个例子就能显而易见：

其一，在和葡萄牙、荷兰等殖民者的交战中，明人认识到只有加强武器装备才是“制夷”的不二法门，因此热心学习、引进西方的火器，并迅速缩小了双方的差距。与葡萄牙的屯门海战中，汪鋐第一个提出“师夷制夷”，引进葡萄牙大炮，最终打败了葡萄牙舰队。

其二，在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过程中，明朝人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和落后之处。故1629年时，徐光启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便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足可称得上是字字珠玑，发人深省。

可见，当时不少文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这就是开放的态度，与鞑清那种不管不问，偏偏坚信自己“老子天下第一”的诡异自信心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海国图志》在中日的不同命运，充分说明了这种差别。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如饥似渴的想要了解学习西方，与晚明中国对待西方的态度一样。《海国图志》在清朝滞销，根本就卖不出去，但拉到日本之后却立即脱销，几次加版印刷都不够卖，犹如明末利玛窦的书籍一般热销。

态度是否决定一切暂且不说，但端正的态度一定是成功的基础，基础若都没有，成功从何谈起？

朱应枫虽然是“愚昧落后的传统贵族阶层”人物，但他一个爱搞海贸的人，对西方事务的关心其实一点也不意外。京华出版印刷的“世界地图”他几乎能脱手画出来。

[注：不过此时京华的“世界地图”因为高务实的刻意隐瞒而并没有画全，如澳洲就完全是“一团迷雾”状态，而美洲也只画了个大概轮廓，非洲的内陆部分同样刻意画成了一团迷雾。大致上来说，京华版的世界地图只是基于此时欧洲对世界认知的“轮廓修正版”。]

换个角度来说，朱应枫现在的表现，也说明高务实“带动勋贵阶层走向开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

他们不再是赚了银子就买田，而是继续投入商贸，以期获得更大的利益。因为要投资商贸，从自身利益考虑也就需要更多的了解西方，故此高务实的“利益驱动改革”就在他们的主观思想上取得了成功。

此时此刻，朱应枫直接把本次谈判定义为“商谈马尼拉城投降与贵国战俘释放等相关事宜”，也是出被高务实经常在北洋海贸同盟中所宣扬的观点所影响：西方人的礼仪浮于表面，他们的态度大多时候决定于战场上双方的实际表现。

简单的说，就是谁拳头大，谁说话就可以硬气，此即“夷狄畏威而不怀德”是也。

夷狄果然是畏威而不怀德的，德维拉总督虽然一肚子不爽，但眼下海战大败，“水淹七军”的威胁又如高悬他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他不得不默认朱应枫的说法，只能僵硬地点了点头，回答道：“如您所愿，阁下。”

不过顿了一顿，德维拉总督却实在忍不住他的欧洲人传统，问道：“阁下，虽然我已经明确知晓您的高贵出身，但出于称呼方便，我还是希望更确切地知道您本人的爵位。”

这句话翻译给朱应枫之后，后者便有些为难。大明朝一贯吝惜爵赏(除了明末大乱时期)，国公虽然地位尊贵，但享有继承权的“世子”也只有一人，这位世子正式的称谓就是“某国公世子”，而平时可以被以俗语尊称为“小公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