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杨无棣，我等甚至还可以暗示上疏弹劾之人，帮他求情说些好话……唔，就说高日新势大，他也是明知无法阻止，只好听之任之便是了。如此一来，即便杨无棣多少也有些责任，但已然不足追究，我等也就摆脱了不利后果。”

这个设想倒是明显合理多了，申时行也不禁有些意动，不再表示反对，只是问道：“可这件事如何查证呢？如此要事，经手之人不说没有，即便有也一定极少，并且一定是高日新之心腹。我等漫说连这个人是谁都不知道，哪怕知道，恐怕也难以从其口中得知什么线索、内幕。”

王锡爵却笑了笑，道：“京华既有内务部，咱们要从高日新这边找线索，那自然是难上加难的。不过，就算不能顺藤摸瓜，可我等难道便不能顺瓜摸藤吗？”

“顺瓜摸藤？”申时行稍稍一怔，马上反应过来，思索着问道：“元驭兄是说，从杨无棣那边打探消息？”

申元辅皱起眉头来，迟疑道：“这怕是也不容易吧？杨无棣可不是什么初出茅庐的雏儿，他是丁未金榜出身(即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比你我还早了足足五科，乃是张江陵当日之同年，资历极老不说，还历任外官大半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我等要从他口中得知消息，这只怕……”

“为何一定是要从他‘口’中呢？”王锡爵把手一摊：“按着高日新的习惯，他要么直接给钱，要么给某些生意的分红，无论怎么给，都必然让杨家的财富陡然大增。

杨无棣家中的情况我倒是有些了解，不贫不富罢了。其家有田产四五千亩，在当地还算排得上号。不过却也仅止于此，在商业上却并无太多涉足，只不过是在府城、县城有三五处铺面罢了。”

“那便如何？”申时行一时没理解王锡爵的意思。

王锡爵作为苏州首富，大概率也是南方首富，对于这些事可就比申时行在行多了，当下便笑道：“豪富之家纵得万金，家中上下与往昔难有差别；寻常之家偶获横财，却恐阖家老幼陡然骄妄。”

申时行恍然大悟：“哦，元驭兄是说，如果杨无棣真的因此收受了高日新大笔钱财，家中上下必然因暴富而生骄妄……至少也应该会广置田宅才是。”

王锡爵刚点了点头，谁知申时行又皱眉道：“可如果高日新给的是某些买卖的干股呢？这样一来却未必让杨无棣马上拿到多少现银，元驭兄所预计的情况也就未必能出现了呀。”

“这个嘛……”王锡爵皱了皱眉，也觉得有些棘手。

申时行却又道：“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担忧：杨无棣老于官场，本身也不以求财闻名，即便未将高日新输款之事见告族人。

而他本人虽然以诗文着称，其子孙数人却都拙于书卷，不过庸碌之辈而已。若他将这笔银钱亦或分红隐而不言，待其老病将死之时才和盘托出，我等总不能也一直等下去吧？”

这本来的确是个很大的麻烦，谁知道他话里却有一事提醒了王锡爵，后者目中精芒大放，猛然道：“得亏了元辅提醒，我方才说不定还想岔了！”

申时行愕然道：“元驭兄此言何解？”

王锡爵立刻答道：“方才元辅提到，杨无棣子孙诸人皆尽庸碌……元辅，我等设身处地站在杨无棣的立场去想一想：若是我年已七十有五，偏偏子孙不肖，个个庸庸碌碌，我为父祖该当如何？”

王锡爵这一问却有问题，忘了考虑申时行和他的出身有别。他王锡爵家中乃是巨富，考虑子孙的事情很正常，一般是尽量支持子孙读书做官——反正家里良田阡陌、产业无数，就算出了一二败家子，恐怕都难得败干净。

而申时行却与他完全不同，他的身世至今都没有“官方”说法，申时行本人也讳莫如深，从来不肯多谈，以至于如今外界流传的说法都有两种。

民间的说法是，申家在苏州当地也是一个大户人家，申时行的父亲跟他夫人感情不好，有一次陪着夫人去一个尼姑庵进香，岂料居然与庵里的一个美貌尼姑一见钟情，后来俩人有了私情，就生了申时行。

尼姑生产后想把孩子送回申家认祖归宗，但申家好歹也是大户人家，即便是因为家族名声，也不可能承认这个私生子。无奈之下，尼姑就把孩子遗弃在了苏州街头，并把孩子的出生时间及身世情况写了血书，放在襁褓之中。

小主，

孩子的哭声被好心人发现，于是就报了官。时任苏州知府徐尚珍闻报，大感震惊，决议亲审此案。然而老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年代又没有DNA检测，申家坚持不承认，光凭一纸血书明显证据不足。

没奈何，徐知府思来想去觉得最可怜的还是这个孩子，于是就把孩子收为养子，起名为徐时行。后来徐时行高中状元，名分之高，整个申家的人绑在一块儿也没他“值钱”，这才得以认祖归宗，改回了申姓。

多说一句：申时行认祖归宗一事，以当时的伦理道德观而言，还真不算什么忘恩负义，因为认祖归宗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事。同理，被扫地出门、不得葬入祖坟、不得供灵牌于祖祠，那也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相当于“你这没爹没娘的畜生东西，天厌之，天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