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途吉川广家、毛利元康及宇喜多秀家部将户川达安三队一度突破外城僧兵防守区域，抵达权栗部防守的石垣重城。眼见日军势大，僧军只得向内城退却。

权栗见情况紧急，亲自拔剑，斩杀后退僧军数人，终于重新迫退日军，再立外围城栅。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日军伤亡较大，宇喜多秀家、吉川广家、石田三成、前野长康等均已负伤，而朝鲜军队火药箭矢也已用尽。

忠淸兵使丁杰运来二船箭矢，从海面入城，全罗道也有漕船四十余只，在阳川浦口活动，如此则日军为防止有大队援军前来夹击，于当晚退回汉阳。

然而周边不远处的朝鲜将领无论在战时、战后均未有一兵一卒援军前来，反而攻城日军中有大量原朝鲜军人——“上曰：贼所射，有我国箭乎？景禧曰：多中片箭者，贼中必有我国之人，投入助战也。”

为防日军次日再次进攻，自知无力抵御的权栗便将幸州山城焚毁，并将日军遗弃的尸体肢解以泄愤，然后全军退向坡州。此即为幸州山城之战，也是权栗的成名战。

回头再看，其实幸州山城之战与碧蹄馆之战一样，都可以看做是规划中的汉阳之战里的前期准备，两次作战的战场距离汉阳均为三日本里。

碧蹄馆之战是明军在断粮前夕的最后一次努力失败，最终未能穿越砺石岘，而幸州山城之战是朝鲜军战后弃城而走，两军事实上均未能在汉阳近郊建立稳固的前哨阵地。

当然，日军在此战中暴露了其缺乏攻坚的能力以及重火力上的贫弱；而朝鲜军队在焚城而退的所谓大捷中，则再次暴露了其军队的混乱，各部之间难以配合、乃至拒绝配合的情况比比皆是，而权栗特意将僧兵放置在最危险的外城，也凸显了朝鲜义军的尴尬地位。

幸州山城之战，后来的朝鲜人其实很清楚这场胜利的真正因由——“大槪今日之事，天幸也。诸将不相救，而亦有诸将声势相倚，故天兵已退，而贼不能知其有无。其翌日贼不复来，此亦天幸也。”(注：出自《李朝实录》宣祖26年2月己酉)

也就是说，日军不知幸州只是孤军，而朝鲜人在日军撤军之后立刻弃城而走，同样也体现了所谓幸州大捷的侥幸性和象征性——以及不可复制性。

而相比碧蹄馆之战，明军本来是试图达成前出控制茂陵一带的目的，参考碧蹄馆、幸州山城周边地形及城邑仓储，可见碧蹄馆周边囤积物资和兵力集结能力要远超幸州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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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当时的明军已经超出后勤极限，碧蹄馆战后即便大军退囤开城，明军依旧处于断粮状态。柳成龙此前答应提供的军粮，实际到位的那点恐怕只够将校级军官食用。

这样一来，李如松一边因为心疼家丁损失，一面担心存粮告罄而军心动荡，最终被迫将主力退回平壤。至于朝鲜军队的表现，则完全不存在有进攻汉阳的可能性。

然而不管怎么说，幸州山城之战起因在于柳成龙筹粮不利，还顺带着在李昖面前黑了李如松一把，而战争过程虽然既侥幸又不影响大局，但却是朝鲜陆师头一回以弱势兵力正面击退远胜于己方兵力的日军。

因此无论如何，权栗都一战成名，从此成为与水师李舜臣其名并且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朝鲜重臣。战后各方情况都逐渐弄清，柳成龙虽然没有遭到责难(毕竟从朝鲜的角度来看，少提供一些军粮他们不亏)，但了解真相的人自然还是会有所公论。

柳成龙此时听权栗这般旁敲侧击一般的提及此事，不仅面色难看，甚至有些想要就此拂袖离去，心道：你权栗虽然出身不差，但之所以能出仕为官，那还是因为我的推荐，不想今日略有所成便视我如无物，当真以为李山海此番复起便一定能长久？

恼归恼，怒归怒，但是想想南人党当前的局面，柳成龙却仍然不得不强忍着怒气，用温文尔雅地态度道：“上国虽强，终究外国；朝鲜虽弱，毕竟母邦。况我两班子弟世代为官，若并入上国，岂知不会三世而衰？彦慎兄，你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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