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张佐治搞出这一番操作来，高务实一看之下眼前大亮，决定就让他继续干下去，派系不派系的都不打紧——反正他在心学派里也是个不受待见的边缘人。

然而大家都没料到的是，此时又有意外发生。这一意外起源于“芦苇税”，俗称“苇课”。

苇课是个什么意思呢？大抵就是因为大明沿海地区很多地方都在海潮中，土咸盐重，不宜耕植，但是很适合种芦苇和晒盐。晒盐且不去说，本书前文已经说了不少了，这里说芦苇问题。

因为海边的这些地不便种粮，因此当地盛行在滩涂种青、收割芦苇、编芦席出售，经济效益居然还挺好，由此便有了一桩税种，就是所谓的“芦课”。

这看起来和张佐治好像没啥关系，其实不然。他开荒开了很多地，其中就有不少是原本的芦苇地。这些地其实并没有盐碱化，只是军屯荒废多年，既没人去种，又恰好离海边不远，所以才“变成”了芦苇地。

张佐治按照军屯黄册把这些地收回来继续种粮食，按说完全是遵照规章制度办事，根本没有什么不对，可是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芦课这玩意不是户部收走的，而是内帑收走的，换句话说就是由太监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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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宦官到天津征收苇课，结果发现当年芦课一下子少了将近四成。这还得了？太监心说，咱爷们拿这个成绩单回去，指定是个不及格啊，那可不行，至少得凑足往年的数目。

然而交税的百姓表示没办法，因为不是他们不配合，而是芦苇地少了，产量大跌自然收入锐减，这是没法子的事。

太监当场就怒了，立刻拉着天津镇守太监赵又吉，两人一道去找张佐治。课税太监的要求很简单：芦苇地你怎么处理了咱家不管，咱家只要芦课与往年相比没有减少就行，说其他的都不好使。

然而张佐治不肯，挺身抗争，简称自己此举不仅是坚持祖制，而且还是拨乱反正，你那芦课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能因为以前错了很多年，现在就也要一直错下去。

这一来二去，两边互不肯让，赵又吉无法不站在“内廷”一边，只好拉下脸去找叶向高。谁知道叶向高一听，嘴上说自己会找张兵备谈谈，转头立刻把消息告知了高务实——这时候高务实还没出征，人在京师。

高务实是最恨苛捐杂税的，他希望搞的是制度化、正规化，主要征税的对象也应该是富商大贾而不是升斗小民，因此一听这事就来了精神。

次日一早，高务实直接上疏，就芦课问题向皇帝提出质疑，认为天津这芦课的原本额度就有问题，现在好容易来了个真敢做事的官员“拨乱反正”了，朝廷怎么能不分是非黑白，继续错下去呢？

本来像这种事，朱翊钧一贯是和文官们对着干的，但凡事总有例外——对于高务实提出来的问题，朱翊钧就不装死了。高务实上午上疏，朱翊钧的朱批下午就出了司礼监：“该员(张佐治)所为合情合理，芦课当秉实情而征”。

然后同时下令给课税太监，让他该收多少是多少，不合法的部分此后都不要收了，赶紧办完回宫交差。

这一来因为高务实的插手，张佐治避免了老大的麻烦，还把事情摆平了，自然免不得心生感激。亲自修书一封向高务实道谢，信中还隐约对心学派新晋的二位大老于此事不闻不问颇有微词。

高务实则也亲自回信，对张佐治大加褒赏，双方的关系一下子密切起来。几年下去，现在张佐治到底还是心学派，亦或者已经算是实学派了，谁都说不清楚。

接风宴后，叶向高与倪尚忠本来要与高务实商议一些事情，结果高务实却临时邀请了张佐治，似乎意味着天津变得更加“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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