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历来王朝大政，莫不以供奉京师为先。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秦至北宋，各朝代的京师变动轨迹为长安——洛阳——开封这条自西向东的路线；南宋至明清，这条变动轨迹变成了杭州——南京——北京，由南至北的路线。中间的五代十国，可以视为大转向的过渡时期。

随着王朝政治中心的不断北移，经济中心的不断南移。漕运的地位越来越高，到了中、晚明时期，以漕运为中心的行政组织网络，使大运河成了帝国的核心血管。由这大动脉延伸出来的物资调运等经济活动以及行政权力的辐射，最终形成京杭大运河政治经济带——为明清两大帝国的核心圈。

后世有学者认为，唐宋以前的运河以中原为主，呈多枝叶形发展，将众多地区联系起来，对平衡调剂经济有重大作用。但元明清三代，运河拉长，经济带线性分布，将帝国中部和西部抛在核心圈之外，是不利于帝国统一的——也算是一家之见。

保京师这一封建帝国的根本政治经济模式，将运河这一水道彻底的政治化，为了维护漕运畅通，历代中央政府都是不惜一切代价，局部利益的牺牲根本无法和漕运畅通这一政治正确相抗衡。

漕运的畅通，是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为代价的。从苏州运一石米到京师，需要耗费两石米的开支。明清两朝，年均向京师运送四百万石米，运费每年即达八百万石。再加上每年疏浚河道，设立管理职官、差役，修造漕船，设置屯田等等花费，开支极大。

由此巨大的浪费和支出，围绕着运河形成了庞大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元代有海漕要好很多，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几乎一直处于被运河绑架的状态。

围绕着漕运的官僚群体和因漕运而就业乞食的人群，形成了强大的一股利益群体。最大的收益群体当然是——运河官僚。他们获益的方式多种多样，最主要的是不断制造水灾，兴办治河工程，进而中饱私囊。

所谓“河官习为奢侈，帑多中饱，寝至无岁不决。又以漕运牵制，当其事者无不腐败。”有明一代，自成祖以后，历代皇帝实录中每年几乎都有运河决口的记录——无论涝旱。

上行下效，通漕之省大小官员，对名目繁多的“剥浅费、过闸费、过淮费、屯官费、催缴费、仓储费”利益均沾。即使是不起眼的漕兵伍长，也“鲜衣怒马，酒楼歌馆，举百万钱荡而化为灰烬”。

除了这些贪污之外，因为漕运通南北，各级官员差役，多夹带私货牟利。到了明中晚期，这些官员和黑恶势力勾结，发展到隐藏犯法人口，倚势行凶害人的地步——借名阻碍河道，敲诈商民乃至图财害命。

然而，尽管漕运官员多数腐败透顶，但偶尔也能出来一股清流。王宗沐总漕在这个利益团体里，即为奇葩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