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收发隔离的方法无外乎三种：空间隔离、极化隔离以及时间隔离。

然而，由于吊舱尺寸的限制，前两种方法在此都不适用，这使得时间隔离成为了唯一可行的选择。

郭林科提出了一个想法：

“如果我们放弃同时收发的工作模式，转而采用分时收发的逻辑呢？比如全脉冲储存转发或短脉冲循环转发？”

徐舒考虑了一下，但还是摇了摇头：

“这样做会削弱我们干扰机的优势。短脉冲循环转发只能复制雷达信号的一小部分，并将其首尾相连地重复发送，这样的假目标很容易被现代雷达识破。

至于全脉冲储存转发，虽然生成的目标看起来更真实，但假目标会滞后于真目标至少一个脉冲宽度的时间。

对于一些高精度的雷达，如爱国者系统的线性调频脉冲压缩雷达，它们可以使用长达60至100微秒的脉冲宽度；

这意味着我们的假目标可能落后真目标多达10到15公里，根本无法有效迷惑敌人。”

面对徐舒的分析，郭林科感到有些无奈。

他拍了拍身边巨大的一号吊舱，这个几乎有10米长、直径约1米的设备，对于大多数战术飞机而言，简直是一个无法承载的庞然大物。

除了少数特定机型，如米格25/31，几乎没有其他合适的平台能够搭载它。

即便是在前世，苏34也只是勉强能挂载类似的装备，但其机腹位置并不适合安装需要大量电磁波交互的干扰吊舱。

“或许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思考？”郭林科提议道，试图从新的方向找到突破口。

经过片刻的寂静，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我们不一定非要将设备做成吊舱的形式。”

“我听说我们的研究所对主被动SAR雷达的研究进展不错。

或许我们可以考虑把电子干扰和侦察功能合并，直接安装到运8或轰6上，打造出一款综合电子支援飞机。空军肯定会对这样的飞机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