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周围高山环抱，川西沃野千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而蚕桑丝绸在男耕女织的农耕时代更是一项占尽先机的大宗产品。因为穿绸着缎，对于上层社会是一宗必不可少的商品。于是蜀锦蜀绣，嘉定(乐山)大绸、顺庆府绸、“锦官城”等一大串和丝绸相关的名字蜚声四海，“天府之国”成为世人仰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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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灭六国后，将其王族后裔尽迁蜀中，使中原文化与蜀文化来了一次大融合，蜀地相继出现一大批颇有影响的文化人登上历史舞台，司马相如、陈寿、陈子昂、李白、薛涛、苏东坡、郭沫若、巴金等像一串闪灼光辉的星星辉耀着我国文坛。蜀人多文采，这是历史的评价，也是蜀地富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然而蚕丛开始农桑鸿篇的重大影响，还在于由于衣食足，礼义兴，在蜀中许多地方仍然保持蜀有淳厚这一千古遗风，在蚕丛主要的活动区的青衣江流域，在东汉时张陵创立了道教，直到今天这些地方仍然是一派桃花源似的乡风民俗，人们仍然着青衣裹青帕，唱着祭祀青衣神的带哭腔的山歌，怀念青衣神。

“青衣一曲绕山水，青衣神在白云端。”

从今天的考古材料看，三星堆的确出土了不少与蚕丛氏相貌一致的器物，如人像面具中的纵目式面具和椎髻左衽服饰等，这是否就是蚕丛部族留下的生活遗迹呢？广汉三星堆一带建城很早，而且曾经多次发生过部族间的争斗，这其间是否有蚕丛取代其他部族或鱼凫、柏灌取代蚕丛的争斗呢？明曹学诠《蜀中广记》引《仙传拾遗》记载一则故事，就说到当时三星堆一带部族间的争斗情况：“蚕女者，当高辛氏之世，蜀地未立君长，各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遂相浸噬，广汉之墟，有人为邻土掠去已逾年，惟所乘之马犹在。其女思父，语焉：‘若得父归，吾将嫁汝。’马遂迎父归。乃父不欲践言，马跄嘶不，父杀之。曝皮于庖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见皮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

故事大意说：有个叫蚕女的娴淑女子，生活在“高辛氏”年代，当时蜀地没有蜀王，都是些零零星星的小部落，人民也在这些部落首领的统摄下各自过着聚族而居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状态难免会引起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吞并和战争。有一次，广汉城址被相邻的部落烧杀劫掠，蚕女的父亲也被抓去做了人质，家中只剩下一匹父亲平时乘坐的老马。蚕女非常思念父亲，于是就对马说：马啊，如果你去把我父亲救回来，我就嫁给你做老婆。这马听了蚕女的话，高兴得不得了，便偷偷地跑去把主人驮了回来。但是这个被救回的父亲一听说要把女儿嫁给马做老婆，就不干；马当然很生气，又是跳又是嘶鸣，还以绝食相威胁，蚕女的父亲也不是好惹的（可能他是部落中的一个首领），就一气之下把马杀了，剥下的皮和肉都晾在厨房中。这天蚕女从厨房中经过，那张马皮突然跳起来，一阵风似的把蚕女卷走了；过了几天，人们看见马皮落在对面的桑树上，蚕女变成了一条蚕，正在一边吃桑叶，一边吐丝把自己裹住成为一只茧。这则故事虽为神话，但它记录了古蜀时期“广汉之墟”各部落间的矛盾关系，故显得十分珍贵。

蚕丛在蜀地三星堆一带做了多少年的部落“酋长”？《蜀王本纪》记载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可见蚕丛氏在蜀统治的时间有“数百岁”，当然这不可能是指蚕丛氏本人做了几百年的部族首领，而是以蚕丛为名号的时代持续过几百年。蚕丛死后，《华阳国志》记载说：“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看来这个蚕丛也是故乡观念浓厚的人，人都死了，还念念不忘当年居住在石室中的那份感觉，因而把棺材和墓坑都做成石头的，以后人们看见类似的坟墓都会说，嘿，你看，这就是那些“纵目人”的坟。

蚕丛氏在蜀为王的年代，据有些考古学家推测，应早在商之前的夏代，因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城墙筑于早商时期，是鱼凫王统一蜀国后才修建的，而蚕丛又比鱼凫早两个“数百岁”，所以其年代应与夏代相当。当时蚕丛虽然“始称王”，但明显地还不具备国家君主的性质，可能仅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集团酋长，当时正处于原始社会末叶的晚期，而奴隶制的曙光正在慢慢到来。

《华阳国志》云：“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出土了几件大型纵目人面和鹰鸟形象的青铜器与文献所载对照，印证了古蜀传奇人物——蚕丛和鱼凫的存在。“纵目”是蚕丛的形象特征。三星堆青铜纵目人面像的眼球向前凸出于眼眶十几厘米，有些人面的鼻梁上还铸有一条龙。鱼凫就是鱼鹰。鹰鸟等飞禽目光敏锐，足爪有力，御风而行，古蜀先民对他们充满了幻想和仰慕，是我国古代敬鸟最甚的民族。古蜀人将鸟的形象赋予祖先，还不辞辛苦地铸造了巨型鹰首、人首鸟身、人身鹰爪等形象的青铜礼器。这些文物在三星堆遗址的二号坑多有出土。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上古西南的大部分民族是居住在古康青藏大高原（包括四川甘孜、阿坝两县、青海和西藏的全部地面）的古羌族支派。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他们向东进入平原，与土生的华人杂居融合，孕育中华文化。他们的一支向东南迁居进入岷山地区，依山势而居，垒石为穴。后又循河谷进入成都平原，开始渔猎生活，并捡拾野蚕抽丝。后人将这些居住在岷山河谷的人称为蜀山氏。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蜀山氏的女子嫁给黄帝为妃，所生的后代就是古蜀王国的开山鼻祖——蚕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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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丛之前的古蜀人以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营狩猎和养殖。养殖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养蚕缫丝。蚕丛带领族人继续向东南方向迁徙，他们经过今茂县与汶川之间的茂汶盆地后，逐渐发展农耕。夏商之际，是第三代蜀王鱼凫时代，蜀人再次东迁，从茂汶盆地东南而下经过成都平原北端进入广汉平原。这时的古蜀王国已经完成了由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鱼凫是这个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

有关古蜀人与他国的战事并无传世记载，但考古实物却证明确有其事。在殷墟和周原的卜辞中，出现了“蜀受年”、“征蜀”、“至蜀有事”的记载，可见当时商蜀之间纷争不断。鱼凫时代，商王朝的政权已接近没落，蜀国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周武王的会盟，怀着复仇的心态在伐纣的队伍中勇往直前，故《尚书》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根据年代分析，三星堆遗址至少有两个祭祀坑是属于鱼凫王时代的，出土的大量戈、剑、矛等兵器和礼器是蜀人尚武之风的最佳印证。

尽管与商朝战事频繁，古蜀人独立的经济生活模式却未受影响。这全凭着蜀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江流奔涌，泉水充盈，土壤肥沃，地下有丰富的金、银、玉、铜、铁、铅、锡等矿藏，培养了古蜀人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蜀地山林茂盛，犀牛、牦牛、大象等野生动物出没其间，瓜果四季皆熟，漆、麻、桑蚕、雌黄、白土等物产丰饶。古蜀人的缫丝、髹漆工艺堪称一流。满山遍野的竹子解决了住房的问题。从三星堆晚期房址出土的木棍、泥块、竹片等痕迹看，古蜀先民根据川西平原多雨潮湿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造了竹编木骨泥墙的干栏式建筑。他们就地取材，用木、竹构起屋架，用木棍和竹片编成篱笆，在其里外两面涂草抹泥，以茅竹覆盖在屋顶上。在今天四川贫困地区仍有类似的茅草房。

古蜀国北边“以褒斜为前门”，即到了今天陕西汉中一带，与秦国接壤。南边以“熊耳、灵关为后”，即到了今天四川青神、芦山一带，与越族相邻。西面依靠九顶山、峨眉山。东边接于巴族，以“工、潜、绵、洛为池泽”，利用江河之便利发展渔业。

与古蜀国联系最密切的是生活在长江三峡地区的巴族和巫耋人。远古的羌人在成都平原发展成蜀族以后，碰上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大问题：四川盆地食盐缺乏。羌族的池盐远在千里之外，又有重山阻隔很难运送，所以只能依仗巫、巴之盐。巫耋和巴人生活在长江三峡和川东一带，此地盐泉密集，很久以前巫耋和巴人就与盐泉相伴，伐木煎煮泉水，用晶盐与四周的居民交易。

从蚕丛到鱼凫时代，古蜀人曾到川东三峡地区，购回食盐。巫耋和巴人自然不会放弃川西这个大市场，纷纷溯江而上运送食盐。在盐利的分享上巫、巴间也存在矛盾，巫耋的盐产量高于巴人，而巴人紧邻长江，得舟楫之便，双方若发生争执，不论哪一方失利，都会影响到古蜀王国的食盐供给。作为西南最强大的政权，鱼凫派出一支队伍驻扎在瞿塘峡以西地区，在巴巫之间建立“非军事区”，保护“国际盐利”和长江盐运畅通无阻。暗地里他们也自己动手采盐制盐，保证古蜀王国的食盐供给不会因巫巴之争而间断。这支队伍在今奉节县白帝城西的河滩上垒石扎营，据说石垒纵横八行，共64垒。据专家考证，这就是晋人误传诸葛亮为阻击东吴陆逊追兵而设的“八阵图”。隋唐以来，人们对此说法深信不疑，不曾想到这是古蜀王国“维和部队”的大本营。

春秋初年，古蜀国处在杜宇时代，来自长江中游荆地的鳖灵借蜀中治水之机赶走了杜宇，自立为蜀王，号开明。开明王朝凭着国力雄厚继续扩张，曾东伐楚国，并与西秦抗争。战国初年，古蜀国在成都建都，成都从此成为全蜀的政治文化中心。蚕丛和鱼凫两位国王为生存发展所进行的漫长迁徙到此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