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伪史论”，李国助的态度是中立的，

对其中的某些观点，他是认可的，而对另一些观点，他是持怀疑态度的。

认可与存疑的比例，差不多是对半吧。

这不仅是在他的前世，今生仍是如此。

“西方伪史论”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对西方发明蒸汽机的质疑。

西方伪史论者不仅质疑蒸汽机的西方起源，还不遗余力地试图证明蒸汽机是中国人发明的。

为此他们往往抓住古籍中的蛛丝马迹，就不惜大书特书，

企图将其包装成中国人发明蒸汽机的证据。

比如明代唐顺之编的一本兵书《唐荆川纂编武编》里有一首小诗：

“一女更深坐小艟，不须棹橹不须蓬。自能急急过江去，怒气喷来犯者凶。”

有人就根据这首诗里模糊的描述大吹特吹，非要说是明代人发明蒸汽船的证据。

再比如，王徵的《新制诸器图说》中仅有“火船自去”四字，

就被某些人大肆鼓吹，也非要说成是明代人发明蒸汽船的证据。

这还算是好的，有些人为达目的，甚至不惜编造证据。

比如有人说，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有个叫洪秀的人发明了“洪秀蒸汽器”。

还有人说，东汉时期，有个叫严思维的人制造了一种叫“二劲泵”的蒸汽机。

但这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史料依据，完全就是不负责任的谣言。

有些人制造类似的谣言，起码还会拿一两本古籍来作为出处。

比如关于“公司”一词的来源，就有人造谣说，

《礼记》的《礼运大同篇》里有“公者，数人之财，司者，运转之意。”之语。

《庄子》里有“积弊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是谓公司。”之语。